连着打了一个星期的点滴，周密的体温才算真正稳定下来，而不是一到下午很轻易地就攀升到摄氏三十九度或者更高。幸亏社区医院就在他楼对面的小红平房里，每天吃过午饭，趁体温还没升上来，他就去社区医院的病床上躺好，等两瓶加了抗生素和葡萄糖的盐水进入他体内后，他再拖着软绵绵的双腿爬上六楼。

　　经过四楼时，他照例要放轻脚步，他能感觉到那个叫单敏的女人在门后面通过猫眼在看他，他猜她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起床后先浓妆艳抹一番，然后就站在门后，透过猫眼向外张望。周密打定主意，等身体恢复后重新找个住所。

　　两天前，宋强从西安打来电话，说丧事办得差不多了，左铃的父母的难过可想而知，他们一直对左铃寄予着很大的希望，这也是左铃不愿带孩子回家的主要原因。两位老人并不知道宋强一度曾是他们的女婿，因此对他非常客气。宋强说他送的那只花圈上留的是他和周密的名字。

　　周密一听火就冒上来了，刚要发作，宋强又在电话那头说，来了之后他觉得自己真该来，否则他将更加内疚。

　　这几天，周密一直在翻找，可家里愣是找不到一件与左铃有关的物品。和左铃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就像是一阵把握不住的青烟，已被时间的风吹得烟消殆尽。为了左铃能顺利地生产，他曾陪左铃走了加起来大概有一千五百公里的路程，而且风雨无阻。

　　可这会儿周密竟然想不起左铃的模样来。他闭上眼，用力摇着头，仿佛是想把她从记忆的某个角落里摇出来。他真的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那么倒霉和任性，怀了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孩子，好不容易生下来，辛辛苦苦地养到九个月，连妈妈还不会喊就离开了她，而后，这个人把自己也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