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样工作了两年后，觉得自己要变成傻子了。他对蒋亦群聊过，说觉得这样的工作环境让人很没斗志，蒋亦群总是劝张建国想开点，他的观点是小字辈进单位都是这个样子，他当时自己毕业留校在做助教，情况跟张建国差不多，但是他认为能有个牢靠的饭碗比什么都重要，毕竟是在中国这样的大环境里，看多了父辈们受过的动荡和苦难，觉得自身能跟着集体求安稳就是福。可是张建国却不想在这样的安稳里停滞一辈子，这不是他憧憬的生活。

　　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出现了出国热潮，86年张建国也启动了出国梦。

　　他开始为出国做一切准备，首先要做的就是复习英语。他像那时千千万万渴望改变命运的年轻人一样，闯入了那个考TOEFL的时代，于是，那每一个枯燥的工作日开始多了一份负担与压力，每天早晨的公共汽车上，他都拿着英语书背单词，冬天的时候车一拥挤，他就被别人挤成一团，还不忘记举着书看，有的时候，过了站都不知道。每天下班后，他也是一头钻进英语书，废寝忘食。每周二、五晚上，去向明中学里开办的前进夜校上TOEFL班，如果下班时间晚了，就索性晚饭也不吃，到红宝石面包房买块泡芙或者奶油

　　1987年的某个中午，饿着肚子却吃不进一口中饭的张建国终于看见了自己的托福成绩——563分，这个成绩让他觉得蛮对得起自己这一年的辛苦，不多不少在他的意料之中，算是他英语水平的最好发挥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无可奈何的担忧，因为要凭这个成绩拿美国的奖学金是有问题的，所以，接下来他要面临的就是自己无力左右的担保问题。张建国是军人家庭，父亲自然是靠不上了，做医生的母亲也没有海外关系，他们一家三口挖空心思想来想去，想出有个远房娘舅在美国的一个小城镇打工，看来只能去托他了。于是，先是来来回回写信，然后是张建国一次又一次跑到人民广场旁边的电信大楼去排队给娘舅打国际长途，也不知道是因为娘舅耳朵不好，还是因为国际线路混杂，每次电话都很艰难，一句话张建国要反复大声说上三四遍，电话那头的娘舅才明白。有一回周末张建国跟娘舅通电话，他在电话里念一个文件给对方听，对方听得很吃力，他只能花很长时间大声解释，零度的天气竟然急得头上汗也出来了，更要命的是，念到关键的部分电话突然被切断了，张建国想再打过去身边却只剩几毛钱，他怕娘舅再打过来，就不敢走，眼睁睁看到别人去用那部电话，也只能站在边上等着，一边等一边想出国这件心事，越想越担忧，别人用完了电话，他就继续看着电话，期盼它能再次响起，传来美国那头的声音，他傻傻地等了一个钟头，最后只能灰心丧气地回家了。

　　张建国在对未来的忐忑中等待了两个月，终于等来了来自美国的两万美元担保承诺书。当他捏着美国领事馆的面试通知书，排在淮海路美领馆外冗长的队列中时，他激动地以为自己离出国只有一步之遥。与美国签证官面对面而坐的那一小段时间是张建国记忆中最难熬的面试经历，签证官的公事公办与面无表情都使张建国有生以来头一次切身体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傲慢与没有人情，当张建国递交上所有文件，并回答了出国的原因、目的以及如何生活等问题后，签证官冷冷地给了张建国6个月准备期的签章，并要求他提供更详尽的家庭介绍、担保承诺。这对于刚刚看见曙光的张建国来说，仿佛又是一片乌云遮天，他先前最担心的事情果然又在这个薄弱环节被卡住。为了能争取奖学金，他第二年又考了一次托福，但是成绩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比头一年低了十分，可能是因为这一年太紧张，成天为了担保提心吊胆，他觉得自己诸事不利，开始心态越来越坏，与父母相处的时候也话不投机心烦意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