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蒋亦群这么多年，张建国很了解他的酒性，就是只要一喝酒，就开始倾倒苦水。蒋亦群只喝了两杯红酒后，就开始直切主题，愁眉不展地问张建国：“建国，你说我是不是特别没出息？”

　　张建国：“你别胡说，你这些年在学校里不是做得好好的吗？教师这个职业的社会地位相对还是高的。”

　　蒋亦群：“社会地位？我们还有个狗屁社会地位？建国，你知道现在大学里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情吗？我告诉你，你每个周五或者周一到学院门口来看看，各种名车排队排一马路，统统都是来接送小孩的！那些家长啊，最大的本事就是扔钱，都是文革期间扔掉书本的人，这帮文盲现在统统靠着投机倒把变成大老板，这种素质的家长养出来的小孩我能怎么教？像我们这样平白做人的倒反而连儿子学费都交不起。”

　　他灌了自己一大口，继续说：“有一回，我遇到一个女学生，成天野在学校外面打工，旷课迟到数也数不清，到了考试的时候，我竟然被一个老领导找了谈话，要我无论如何给这个学生考分及格，原因是——他睡过这个学生！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能怎么办？他是我领导，我的评级直接是他掌握的，我只能照办。你说我这个人民教师还有什么地位可言？”

　　张建国一边为他倒酒一边安慰他：“亦群，做人做到你这样已经很到位了，不要对自己太苛刻。”

　　蒋亦群红着鼻子：“到位有什么用？我小时候被父母调教，长大被老师调教，工作了被领导调教，结婚了给老婆调教，我一辈子都是在别人的调教下不偏不离，可是我自己得到了什么？如果能够重新来过，我一定要活得像孙久义那小子一样——干！”

　　他一口喝光杯子里的酒。眼看他的脖子都转为红色，他又一仰头靠在沙发上，突然很严肃地盯着张建国的眼睛问：

　　“建国，你说你这大半辈子，有没有犯过错误？”

　　张建国听他这么问愣了愣，吃不准他是什么意思，也因为酒精的作用，思路有点缓慢，但是还没等他做出答案，蒋亦群自顾自哭丧着脸说：

　　“我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我这一生犯过什么错误，我什么坏事也没有做过，我听父母的话，听国家听党听领导听老婆的话，一生一世本本分分……”他的声音伤感起来，“——但是，我这么规矩地做人究竟得到了什么？我为什么一点也不开心呢？我真想犯点错误啊……”

　　张建国知道蒋亦群是太压抑了，像他那样的活法确实不快乐，张建国默默喝着，想想自己又何尝比他快乐多少？

　　1984年张建国大学毕业的时候，随同学们一起在布置得挂灯结彩的大学食堂里吃了毕业饭，酒足饭饱之后，有人将燕舞四喇叭录音机打开，当时很受年轻人欢迎的女歌星沈小岑热情的歌声“青春啊青春，像燃烧的火焰……”在整个空间响彻回荡，和着迪斯科的音乐伴奏，大学生们手拉手奔放而陶醉在充满希望的时光里。那时的张建国，和千千万万即将踏上社会的青年一样，对未来对理想充满了斗志与激情。

　　大学毕业，张建国被分进了一家大型

　　张建国每天的工作就是往来于办公室与车间仪表室之间查阅、抄写一堆没有多少变化的数据表，几乎不用动什么脑子，其实每日完成工作的时间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其他时间就和那些做前辈的同事一样：阅读每一份单位订的报纸，用蜂皇糖浆的玻璃瓶泡茶喝茶，听那些资格老到可以在办公室议论别人的老阿姨聊天，一周一次例行开会埋头记录下会议上领导的每一句大同小异的话，偶尔也会接到一些毫不相关但很重要的工作任务，比如被派抄写十份全单位所有员工的名单，比如为老领导搬运资料或者新到的办公用具……那一个个上班日都过得很漫长。科室里的同事们总是当面赞扬他“年轻有为，任重道远”，但是他敏感地察觉他们所有人都在不约而同地用一种无声无息的气势压制最年轻的自己，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地方的存在就跟窗台上那一株没有生气的植物一样，被摆在那个位置，谁都可以去浇灌几滴水看上两眼，却没有人真的希望它生机盎然，相反，他们以为它应该在他们的世界里如此耷拉着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