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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深圳是进口家电流入国内的主要通道，孙久义通过别人介绍，进了一家叫“永开”的电器贸易公司打工，老板是个香港人，叫JERRY杨，专门经营日本进口家电，孙久义为他做主管，很快博得了他的赏识。在为JERRY 杨打工的同时，孙久义一直悉心观察、了解家电市场的环境，为日后自己的创业打下基础。 很多人的发财是歪打正着的，孙久义的第一桶金也有这样的意味。1988年4月21日，国家国债开放交易，与其说孙久义当时有明确的挣一笔的盘算，不如说他是不放过任何从身边滑过的机会，他在88年回上海的间隙，用自己所有的资产一万元，进入了国债市场。聪明人之所以是聪明人，就在于他无意中的判断或者行为，往往潜意识中有活络的脑筋在做惯性的驱使。孙久义买国债认购证和老百姓的摊派买国债是两回事，他是把国债从贫困地区买回来，再到上海卖掉，那时内地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很多连饭都吃不饱，哪里有心思买国债去储蓄，被摊派都是很无奈的，那些被生活拖累的人，将国债卖给了孙久义，甚至还对他抱有感谢之心，他们要是知道孙久义利用这些国债挣了20万，一定会后悔懊恼。20万在那个年代算得上不小的大财了，孙久义这样倒卖国债的行为似乎打了一点法律的擦边球，但是当年国家并没有证券交易法，所以被他钻了法律的空子，从此他也坚持一条做事的方法论——只要法律不禁止的都能干。这第一桶金为孙久义带来了大展宏图的资本和士气，很多年以后，孙久义经常在公开场合笑言自己爱国，说中国的政策就是好，在中国的环境里发不了财只能怪自己无用。 有了第一桶金，孙久义伸展拳脚自然从容了许多，他回到上海休整一下后，决定乘胜直追去深圳实现更大的淘金梦。 这一次，孙久义不会像初次离开家乡时那样没有方向和计划了，他锁定做倒卖家电的买卖。回到深圳的时候，他已经有独立掌管的能力了，并与JERRY杨商量后，开出“永利”家电贸易公司，其实就是“永开”的销售分公司。JERRY杨很希望能通过“永利”在内地华东一带打开局面，他很中意孙久义的生意能力，虽然孙久义在公司上只占小股，但是具体操作都由他执行。那个年头，国内生活水平高一点的大城市都开始风行起日本进口家电，主要是家庭录像机开始普及，几乎每个家庭有点钱，都想弄一台G30型号的松下录像机或者JVC台式音响，以往的日立电视机或者燕舞牌四喇叭录音机已经满足不了消费需求了。在短短两三年里，孙久义在珠海与深圳之间跑来跑去，谁也不清楚他究竟赚了多少，只是看见他在上海先买桑塔纳后再买房子，期间跑回来抢在蒋亦群之前先结婚。孙久义究竟是如何讨老婆的仿佛也是没人知道的秘密，大家看见的只是一个结果，孙久义操办了一场在当年看来算是盛大的婚礼，他在上海宾馆办了十八桌酒席，风光得很。满怀好奇的人们看见新娘是一个模样很听话的有点姿色的良家妇女，身材丰腴，像是很能生的样子，她胭脂擦得厚厚的，红彤彤的脸蛋更显得老实巴交，不声不响穿着白色婚纱裙站在宾馆门口迎接宾客，连张建国蒋亦群也都是头一回见到她。据说，新娘的爸爸是做水产生意的。当天来宾除了亲朋好友外，还来了很多做生意的伙伴以及官场上的人，这场婚礼与其说是庆祝他结婚，还不如说是为他生意做联谊，气氛红火却一点不热烈，大家都是彬彬有礼客套得很，孙久义的脸上并不见新郎官的幸福与紧张，有的是衣锦还乡式的优哉与自得，一副“神抖抖”的样子。 孙久义成家后还把张建国也拉到深圳一同“下海”，张建国在他的带动下，也学到了不少商场上的战术以及生存之道。在深圳，他们一同认识了脑子很灵活的“外来妹”康凯莉，这个女人很不简单，她在两人所住的宾馆担任公关经理，善于交际，她主动认他们做了干哥哥，有时为他们牵线认识当地的生意人以及官场上的小头头，当然她“哥哥”叫得勤快也是有所图谋，她希望他们俩能借她一把风力将她带出深圳去上海。孙久义觉得康凯莉绝对是个聪明女人，日后必定有派得上的用场。1992年，随着国家对走私倒卖的打击越来越严厉，孙久义和张建国商量之后，决定结束在深圳的家电买卖回上海，康凯莉也跟着孙久义去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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