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宁南路 童言无罪 上只角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写道，“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

　　每个人触摸到自己的童年记忆都会有种说不出的感动。生活在上海这个城市，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地方多少有些异样。上海是一个阶层过于分明的城市，每个人内心的“阶级感”即使在某些年代无法表达，但只要出生在这个城市，骨子里、血脉中就会不自觉地萌生出来。在上海人的脑海中一直有一个精神分水岭，上海人会从你的谈吐和衣着试图将每个人所属的阶层分辨出来。

　　旧上海，有租界和华界的划分，新老上海有“上只角、下只角”的语别。

　　20世纪的60年代，上海经历了一次“阶级失去”的失语时期。平等和身份的混淆成了那个时期的新符号。

　　“弄堂”是上海人对里弄的俗称，它如同老北京的“胡同”，是一个城市在一个时代的基本生存元素。弄堂与开埠后的上海共同成长。最早外国人不允许中国人在租界里居住。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影响到江南一带，大量富有的中国人开始移居上海，租界当局便顺水推舟也将租界向中国人开放。

　　当时从经济或从管理的角度，兴起了大批的集体住宅。这些住宅多是立帖式结构，联体联排，有统一的弄口出行，弄口多设铁门，这就诞生了融合东西方建筑特色于一身的上海弄堂。这类弄堂在租界和华界都有。至上海解放前，400多万的上海居民，包括中国和外侨的一些白领阶层都居住在各式各样的弄堂之中。这种弄堂往往比邻少数外侨和中国富人居住的花园洋房。在另一端也邻着100多万贫民居住的棚户区。

　　上海既然是一个社会层次相对分明的城市，弄堂自然也有高低之分。不同级别的弄堂房子在质量上差别较大，而更重要的差别还是地段。在老一代上海人的眼中，上海有“上只角”，“下只角”之分。“上只角”是侨民、买办、达官贵人的聚集地，如愚园路、湖南路、余庆路等地。“下只角”则多是做下等工作的人的聚集地，一般命名都是什么什么家弄之类的地方，旧时代多在闸北、普陀区等地。

　　其实，时代的前进和演变，“上只角”中也有了“下只角”，“下只角”中也有了“上只角”。其实，那标记没有写在上海的地标上，而是隐约刻在了上海人的心里。

　　镇宁南路很短，总共只有七百来号，它位于静安寺附近的“上只角”地段，据说解放前，有

　　在几十年前，620弄复兴里是这条路上最大的一条弄堂，典型的新式石库门里弄，一排排规整严密的石头厢房，前后门紧挨着，每一幢里面可能住了好几户人家，但绝大部分都是清清爽爽的规矩人，尽管总是有闲言碎语在弄堂里流窜，但恶形恶状的嘴脸和事件从来没有在这条弄堂里出现过，家家户户彼此保持着良好的邻里关系，各自过着啰哩八嗦而本分的生活。

　　六十年代初，张建国就出生在复兴里5号，小名叫“毛毛”，为什么被唤作“毛毛”，张建国一直没弄明白，“毛毛”是上海人非常钟爱的乳名，上海的每一条弄堂甚至每一幢房子里都会有人叫“毛毛”，不分性别。复兴里的毛毛，就是张建国。

　　母亲生他的时候，父亲不在身边，母亲原本还挺着肚子在底楼灶头间里剥菜，突然觉得下身一阵剧痛，知道受难的时辰到了。那天恰巧是上海那年头一个高温日，中暑的人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