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还没有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对矛盾论与实践论的学习还停留在书本上，还没有用到革命和生产中，生活的实际中，爱情的矛盾中。我们以为地道通了，洞房布置好了，红梅在和庆东如期而至的一场吵闹后，搬到了厦房里，且把她家陪嫁的立柜、箱子、桌子都搬进了厦房里。庆东去学校上课时，我挖掉了通往红梅立柜下的最后几担土，把那立柜的底板取掉，又把红梅的衣裤全都挂在立柜里，把那活的底板盖上了。以为这一切都那么完好无缺，天衣无缝，把我们彼此相爱与对肉身的渴念这组革命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中主要方面的疑难杂症解决了。

　　事实上，也确实解决了。

　　我们挖通地道那一天，在那土床上完成了一次那事儿。我们还想有事儿，因为我物儿的缘故不行时，试着让她朝我身上打了几巴掌，那物儿果然就坚挺起来了，我们就又凑合着完成了几次那事儿。在后来的日子里，收音扩音器和喇叭接通了，我们想有事儿时，只要把扩音器打开，把红针拧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省广播电台的频道上，那就准有革命歌曲在播放。放在床头的喇叭本来是低音，加上地道这天然的瓮音儿，每每有音乐或歌曲放出来，有游行队伍的口号唤出来，有重要的革命领导人的讲话和最新、最高指示播出来，地道里就充满了低沉的亢奋和红彤彤的音乐与锣鼓。这当儿，我和红梅就终于按捺不住了。我们铺着床铺，脱着衣服，眼看着大红的音乐从我们的床单上流过去，从红梅光滑、白嫩的皮肤上擦过去，听着那些画像和语录在音乐声中一掀一动的哗哗声，浑身的血液就会极有规律的在我身上疯疯狂狂流，我就会长久地坚挺着和红梅做事儿。我们超几倍地享受尽了夫妻的快乐和美好。我们因为不是夫妻而超百倍的体会到男欢与女乐。我们每一次事后躺在床上，都说“革命值了哩，死了也值啦!”我们在那段短暂的美好日子里，无数次地感受到了革命情侣的神圣和伟大，奇妙和深奥，胆战心惊而又其乐无穷。冬天到了，我们在那地道一丝不挂，却不觉得有一点寒冷，且每次做那事儿都大汗淋漓。在酷烈的夏天，全村人都因炎热和蚊虫，中午和夜晚，都要到村头的风口，铺上草席，拿上蒲扇，赶着蚊虫，熬着酷夏，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等家人出去了，彼此在相约的时间里，走到地道中，躺在凉爽的土床上。有一次，我到洞房等了她半晌，不见她的影儿，躬着身子从地道到她家厦房下，轻轻在立柜底儿上敲了三下，却从柜底上落下一张纸条来：

　　敬爱的高镇长，伟大的革命家：

　　我月经来了，到十三里河边给闺女洗衣裳，今天就不要等我了，请你用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忍耐着对我的思念吧。没有忍耐，就没有超常的快乐，这是你对我的谆谆教导。

　　你的革命情侣：一朵红梅花

　　致以战斗的革命敬礼!即日午

　　我极扫兴地从她家返回来，没想到她却洗完衣裳，从我家下到了地道里，赤裸裸的站在洞房中，已经把床铺好了，把音乐打开了，而且还在床头放了几根洗过的生黄瓜，待我们事后吃鲜嫩。去年冬天，大雪纷飞，有天夜里我正睡着时，窗子似乎被人敲响了。我起床下了地道，地道里空无一人。我以为是我听错了窗户声，正想从地道返回被窝时，她却从土床头上的木箱里飘将出来了，仍然是赤赤裸裸，一丝不挂，像一个白色的蝶儿扑在我怀里。那二年，（多么短暂的二年啊!）只要我们在村里，我们几乎每天都到地道去约会，几乎每次约会都做那事儿。有时我出门三朝五日去开会，回来并不通知她，到了夜里会沿着地道摸进她的厦房里，摸进她的被窝里。当然，那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弄不好会葬送她和我的革命前程哩。她的闺女桃儿已经快十岁，已经小学三年级，每夜都睡到她的脚头上。因此，每次到县上、地区开会回来，我会派人到她家名正言顺地通知她：夏支书，高镇长让你啥儿时候去听他传达会议精神哩（村里人唤我镇长从来不加副字，唤她支书也不加副字，这很好，听来入心入肺，也是一种预祝和预兆）。我向她传达会议精神时，从来都是在地道的土床上，一边和她做着事儿，一边说着会议的精神和趣闻。有时开会回来，熬不过对她肉身的思念，如饥似渴想见她，我就让人通知她说：情况紧急，让她立马到我家；我想夜里见她，就通知她说几点几分到大队会议室。在我通知她的时间里，她总是准时准点的在地道等着我（我的灵魂我的肉，我革命的伴侣和生命）。有几次我在“立马”的前边加了两个字：必须。那当儿，倘若正是烧饭时，我开会回到家，让人通知说“必须立马来”，她就在几分钟后带着正和面的面手或择菜的泥手出现在地道洞房里。那时候，我们疯狂后的被褥上、肉身上、收音扩音器或者喇叭上，都会留下她的白色手印或者黄色的手印儿。自然她去县上、地区参加啥儿会议了（这种情况不多），也会让人通知我说，啥儿时候要向我汇报会议精神哩，我也就会提前到地道里边等着她——我总是嫌她向我汇报会议精神不及时，拖得时间有些长，她说：“你总得让我回家换件衣裳，擦擦身子，长途车颠得浑身的哪儿都是灰，连那儿都是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