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慢得和老牛破车一模样，慢得还没有我的情爱地道进展快。我以为老团长会带着军队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回到县上立竿见影地任命我为镇上的国家干部哩——这是我走上镇长、县长、地区专员乃至省长的重要一步，可他走了之后，三天没有消息，一周没有消息，半个月过去，仍然没有提拔我的消息传过来。

　　我有些失望。王振海写了几份检查后，还是他的书记兼镇长，而我在漫长的等待后，还是我的村支书和不脱产的镇党委委员。说到底，我还是一个中国最基层的乡村干部。不消说，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革命者，我不会在形势发生逆转的时候露出急躁情绪，不会轻易患上革命急躁症。我若无其事，不动声色，在那个冬天里除了开开会，斗斗人，读读毛著，仍然大抓积肥运动，仍然发扬着老愚公的精神，每夜挖洞不止。

　　冬日将尽时，我的那间地下洞房挖成了，连洞房中的三个气孔和炕似的床铺也都挖成了。那一天天高云淡，春光明媚，拂晓前的天色透明而又鲜亮，我把最后一担土倒进大渠里，准备好好睡上一天时，镇上的田秘书把我从梦中叫醒了。

　　“高支书，请客吧你。”

　　我揉着眼睛翻个身。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

　　田半笑半语地，“那是那是，我知道当副镇长仅仅是你万里长征中的第一步，雪山和草地都还在后边哩。”

　　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瞌睡一下子烟消云散了。面对一脸神秘的田秘书，我说你说啥？他说你当程岗镇的副镇长啦，批文已经到了镇上，我先来给你透个消息儿。我有些不敢相信，可我知道那是真的。那当儿我想狂唤一嗓子，想在地上翻个斤斗啥儿的，可娘正在院里喂猪，我的孩娃红生、女娃红花也正要背着书包上学。我以为那时候是吃过早饭刚入前晌儿，就压着兴奋对田说，晌午我请你，你想吃猪头肉、牛杂碎咱到街上买。

　　田说：“晌午？眼下家家都吃过了晌午饭，你昨儿夜干了啥？睡得昏天地暗、黑白颠倒哩。”

　　从屋里走出来，日头果然已经悬在村头树梢上，院落里堆满了黄色的温暖和草发芽绿的青嫩味。娘在给猪槽倒着猪食说：“爱军，饭在锅里盖着哩，吃去吧。”

　　我望着娘，望着娘的满头白发说：

　　“娘，我当副镇长的批文下来啦，从今儿起你孩娃就是国家干部啦。”

　　娘久久地立在哪儿打量我，像她不再认识她的孩娃了。

　　那天的后晌儿，我把程岗大队支部的全班人马集中到了程庆林的家里边（庆林的爹会做饭），从国营饭店买了熟牛肉、熟猪肉，还有猪下水、猪杂碎，过冬的萝卜和白菜，弄来了粉皮和粉丝，灌了几斤散装的白干酒，统共烧了九个菜，三个汤。我们和田秘书一道，从后半晌喝到夜黄昏，又从黄昏喝到月亮升起来。我端着酒杯对大家说，任命我当副镇长（尽管不脱产，暂时还是农业户口）不是我高爱军的成长和进步，而是程岗大队的斗争之收获，是大家共同进步的象征和胜利。我鼓励大家，日后要更加团结，共同战斗，在最短时间内，千方百计把王振海从书记、镇长的位置上推下去，待我当了镇长之后，任命田秘书为镇党委副书记，任命红梅为副镇长兼镇政府的妇联主任，程庆林为镇党委委员兼程岗大队支部书记，其余支部成员，以此类推，各都提拔一级两级。那时候谁家有了困难，比如弟弟、妹妹需要安排工作；比如想把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都将不是啥儿难事了。

　　大家都在为我当了副镇长而干杯，都焦急地等着我立马当上镇长或是镇党委书记哩。当然，最好是当上书记兼镇长，或镇长兼书记，把党和行政的权力全都抓在手里边。大家群情激奋，情绪高昂，斗志昂扬，五斤五十六度的地瓜干酒喝下去，一下醉倒了一大片。田秘书醉倒在桌子下，抓住我的手说：“高副镇长，有一天你当了镇长或书记，我不敢妄想当个副书记，但你一定要给我转个正，不要让我当了五年秘书，户口还在山区老家里。”我拍着胸脯向田说：“你放心，我高爱军如果说话不算话，那我还是党员吗？还称其为党的领导干部吗？言而无信我以后还如何革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