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红梅们也在楼下站住了。

　　社员群众都在那楼下站住了。

　　村人们也都站住了。

　　让几个民兵站在楼门口，让程岗大队的领导干部朝上望一眼，都跟着我登上了二层藏经楼。楼梯在入门左拐的一角上，楼梯吱吱呀呀把我们送上二楼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出现在了大伙的面前了。

　　我读书时候曾登过藏经楼，成了程天青家快婿以后也上过藏经楼，我百分之百地记得藏经楼这二层五间的屋子里，为了防潮防火，墙上是都用白灰泥过的，那经年累月的白墙已经显出了很厚的灰土和尘黄，在那发黄的北面墙壁下，放了一排老式的涂着红漆的松木大柜子，中间门上有锁的柜子里，摆满了程颢、程颐的著作，有《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和《粹言》啥儿的。那时候“二程”作为耙耧山区及县镇的历史荣誉，老师不断要讲到程颢和程颐，不断要在春、秋天气带着学生来参观，要亲自领着学生分批让我们登上藏经楼，立在那些书柜前，听他卖弄他的崇拜和知识。记得我要考县一高的前一年，我们那个一副奴才相的驼背老师（不过他语文真是教得他娘的好，我善写能辩的才华多半来自他。有一天有人批判他时我会保护他，前提是不能影响我的政治生命和前途）特意挑了我们几个学生来站到那些书柜前，听他一本一本地介绍程家弟兄的著作，还听他说二程的著作中，为弟的程颐著作多，如《上仁宗皇帝书》、《辞免西京国子监教授表》、《三学看祥文》、《颜子所好何学论》、《为家君上宰相书》等等；而为哥的程颢著说只有《上殿札子》、《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颜乐亭铭》等几种。语文老师要我们把他说的话全都记下来，背熟悉，说每年地区出的试题中都有有关“二程”的附加题，答对了就有十分或是十五分（那年果然有这类附加题，因为这个已经退休回家的驼背老师就是出题人）。他还在那书柜前介绍了程颢、程颐的书法和字画，介绍了他们的生卒年月和为官仕途的曲折和不顺。

　　可是，眼下那些后墙的一排书柜里，连一册、一页二程的书籍也没了，连一张程颢、程颐的字画也没有了，连当年随随便便卷着放在一个柜里的二程的弟子朱熹和杨时的画像也都不翼而飞了，连镶在书柜正中桌上镜框里已经完全褪色的瘦削、长辫的二程的老师周敦颐的画像也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书柜里摆满了从城里新华书店才能完全见到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各种类型、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还有大开本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和书籍，各样条种，少说上百册。上始马克思，下至毛主席，他们五位伟人的著作都分别用红纸垫在柜底上，著作整整齐齐放在纸上面。其他的空柜里，要么就空着，要么规规正正贴了领袖们的彩色画像。而那排柜的中间桌子上，那个原来镶了周敦颐画像的大镜框，眼下则镶着毛主席夹着雨伞，风尘仆仆去安源闹革命的那幅生动、朝气的全身像。

　　就是说，藏经楼上现在藏的全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了。

　　就是说，最封建、最心脏的地方，已经是程岗镇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理论的宝库了。

　　就是说，我们革命的步伐慢了一步，被敌人先一步用革命的幌子把我们真真正正革命的行动挡住了。

　　就是说，我们早晚要把战争发动到程寺的计划早已经在一些人的掐指细算之中了。我早晚要烧掉那些理学经书的念头程天民在早已有所预料了。

　　村干部们怔怔地立在藏经楼上的书柜前，从那些浮在葡萄架上面的雕花窗户里透进的光亮，轻轻地落在我们脸上和身上，使我们的尴尬明明显显地漂在、挂在每一张犯了革命幼稚病的灰脸上。

　　那些经卷书籍，据说是在两年前都已不在藏经楼上了。有人说两年前县文化馆来这拉走了，有人看见来拉的是一个吉普车。有人说那一次文化馆只拉了几张桌子和椅子，根本没拉一本书。那么它去了哪里呢？大家面面相觑，每张脸上都挂着一片云。不言而喻，都疑心这些典籍是被老镇长收藏起来了。程庆林提议把藏经楼通往后节院的过道门砸开，到程天民的住处搜一遍，可我深思熟虑了半晌没说话，你们试想想，倘若果真是程天民在两年前就把经卷字画转移走的话，他会摆在三节院里让你去搜吗？倘若要再找不到那些书籍如何向程天民交代呢？（日他祖先，谁都知道他是县政协委员，和现任的县委书记常来常往哩。不当镇长，胜似镇长哩）我们能冲进三节大院吗？能不管不顾地冲将进去搜查吗？革命是要在思考中进行的，高瞻才能远瞩。战争中最忌的是敌情不详，盲目出击。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行弯路，这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是革命，是革命中的军事行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