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社员们，群众们，父老乡亲们，焚香祭祖往大处说是内外勾结的一起反革命事件，可往小处说，它至少也是封建迷信活动，是腐朽没落阶级灵魂的死灰复燃。程颐、程颢是咱们程岗人的祖先不错，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经卷一朝心，现在是新社会，是文化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新时期，你们咋能执迷不悟来烧香磕头哩？昏头啊！你们昏头啊！你们昏头……这让我怎么去说呢？我只能说我不怪你们，不怪父老乡亲，不怪叔婶哥嫂，不怪爷爷奶奶，不怪任何一个社员群众，只怪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寺庙，给我们留下的那些藏经楼上的散发着封建资产阶级腐臭的经书和字画。我高爱军再三想过了，党支部也研究过了，放了焚香祭祖的乡亲们我们如何向上级交代呢？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放了人，砸了这寺庙，可砸了这寺庙你们不心疼，我高爱军也还心疼哩。它是明朝盖的老房啊，是我们程姓人的脸面啊，是我们程岗大队的象征啊。咋办呢？思前想后，想后思前，唯一的办法就是烧了藏经楼上的书，烧了那里的字和画，烧了那里的零碎杂乱，既保全了咱们烧香磕头的人和寺庙，又可以向上头交代说我们把寺庙的灵魂烧掉了，我们从心脏革命了，留下的程寺仅是躯体和死壳。”

　　我看了一眼红梅和程姓的人。他们沉默着望着我，也望着红梅和庆林。

　　红梅大声地说：“要不烧了那些书籍就得把抓到的人送到县公安局。”

　　人群中有了活动和叽喳的议论声。

　　程庆林向前走一步，扭回头瞪着他的同族们：“烧不烧那些书籍只是高支书的一句话，高支书征求大家意见是他敬着大伙儿，可谁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最后不得不把几十个人送进公安局，结果寺和书又没能留下来，那当儿鸡飞蛋打可没有后悔药。”

　　我唤：“是不是不想让烧那些书籍，是不是？”

　　有人回答了。回答的声音来自人群的最中间，像一声雷样炸开来。

　　“想！——烧了吧，留着那东西干啥呀！”

　　有了一个回应，人群中就轰然唤叫起来了：

　　“烧！现在就烧。”

　　“只要保住人，就把那东西烧得一点都不剩……”

　　我的人民的心就这样在我的呼唤下向我靠拢了，就这样的被我又一次发动起来了。人群中的唤声如暴风骤雨，随着那高昂一致的唤叫声，那些躲在后边的程姓人朝前挤过来，朝我挤过来，我便率着激昂的人们朝程寺大门拥过去。

　　我亲自动手把大门摘掉了。

　　这季节正是临着盛夏的酷热时，已近村头的日光开始散发着它滚热的光。寺门大开后，院里清新的潮味扑面而来，群众们都跟在我身后拥进了前节大院里。不消说，有人十年、二十年甚或一生都没有机会走进这院里的藏经楼上看一看，今儿终于时机来到了，革命把时机恩赐给他们了，他们就紧随其后，前脚踩着后脚走进了这个神秘的寺庙里，加入了捣毁封建残余的战斗行列里。

　　我最先到了中节院。

　　中节院里左右相对的“和风甘雨”和“烈日秋霜”两厢房被正浓的葡萄架遮蔽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德宗帝和慈禧太后由西安返回北京路过九都游龙门时，分别为二程写的“伊洛渊源”、“希踪颜孟”两块匾原是分挂在“和风甘雨”和“烈日秋霜”两厢门额的，这时候也都被葡萄树的叶子遮没了。院子里碗粗的四棵几十年前栽下的葡萄树，未熟的小葡萄一串挨着一串吊挂着，低矮的就碰在人头上。它茂旺的根须把中节院的方砖地面顶得鼓鼓凸凸，使这程寺越发地显出它的古朴和幽静。人们从前节大院往中节院里拥进时，中节大院的幽静把人们的杂乱压住了，镇住了。铁丝和竹竿搭成的葡萄架下蕴存的爽人的寒凉一下使人们哑然了，静默消息了。（这多少让不知内情的人明白程天民为啥要住进程寺里——仙人去处哟。）我这样想着时，脚步已经穿过八丈深的葡萄院，到了迎面而立的藏经楼。那藏经楼为上下两层，砖木结构，长短五间。第一层的屋子里，中间是通往后节院的过道，两边的两间堆了过时的杂物和用具，摆放最多的是积年的灰尘和草席。就在中间过道房和二层楼的相接处，由“二程”的弟子朱熹亲笔书写的“藏经楼”三个金匾大字悬挂着（另一种说法是“二程”弟子杨时所书写，史中无记，也无人去考，程姓人这样自传自说），使那藏经楼在中节院显出了它的地位和显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