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起红梅的手，在镇政府涂满红漆的大门前，在大门两边的巨幅语录牌子下，在从泡桐树的圆叶间斜射过来的斑驳的日光中，我不顾一切，胆大妄为、如猪似狗，像马似牛地把她的手从我的裤缝塞进了我的两腿间，当她柔软的手指触到我无耻的坚硬时，我俩立马全都浑身颤栗，触电般各自朝后退了一步，同时叮叮当当把头扭向两侧惊慌地打量着。

　　有一个程姓的老人提一个水桶从家里走出来，去程后街的井上打水了。

　　我们扭回头来彼此相望着。

　　她说：“爱军，今儿黄昏我在十三里河滩上等着你。”

　　我盯着她半白的脸，像看一张一丝不挂的裸画儿。

　　她说：“你不想那事了？”

　　我说：“想，往死里想。以后我们每成功一次革命，就疯一次那事儿。以那事儿来庆贺，那时候有一次那事比日常的十次、百次都快活。”

　　（她像我盯她样盯着我，不知她是盯着我的嘴，还是盯着我的鼻尖儿，我也是像望着一张裸画吗？）

　　我说：“今天我们就领着群众冲进程寺里，我们不砸程寺的房，我们把二程的著作全烧掉，看他王镇长敢把我们咋样儿，然后你我就到河滩上，疯一次那事来庆贺。”

　　我们就是在对那事儿的饥渴交迫中决定发动一次冲击程寺之战的。我们有牌坊之战的失败作为成功之母，就坚信程寺之战的必然胜利。因为在这个初夏的日子里，我们已经夺取了程岗的领导权，积累了许多革命中的经验和教训。我已经十二分地清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深刻和奥秘；已经十二分地明白，革命如同于战争。革命就是战争。

　　既然战争只能靠战争来消灭，革命只能靠革命来成功，那么我们为啥不以革命战争的经验与理论来指导现时的革命呢？我们为何不以战争的形式进行革命呢？我们当然要以革命的形式发动战争，以战争的形式进行革命。我们当然要冲进程寺，烧了二程全书、二程画像和藏经楼上所有的四书五经、发黄的脆纸、程家的家谱，寺庙的财产登记簿和所有过去程氏中的文化典籍和资料。那些用牛皮细线装订的长条册书，那些装进布盆的有股霉味的经卷，那些画在巨幅纸张上、留着长胡子的祖像，那些被当成夫子、学问家的神们，虽然很少有人去翻看摆弄，可说起来程岗大队的程姓人（主要是中老年）不都对它们敬敬畏畏吗？他们不都是以此为荣吗？他们不都是把这些当成了程寺的灵魂吗？在革命中，程寺得到了王镇长空前的庇护，王镇长和程寺是啥儿关系呢？同老镇长程天民仅仅是两代程岗领导的关系吗？他们有啥儿不可告人的秘密使他王镇长竟敢把浇地看得比封建迷信更为重要呢？

　　我和红梅朝程寺走回去。任贤柱和几个手持红白木棍的民兵迎着我和红梅跑过来，邀功请赏似的气喘吁吁说：“高支书，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抓住了几个烧香的人。”

　　我和红梅咚一下立在了程后街中的碾盘前。

　　“都是谁？”

　　“全是外乡程家的后人。”民兵营长说，“我料到我们程岗的革命这样热火朝天，程岗人没谁敢往这刀尖上撞，去搜了几家，果然就搜出了几个离家远的外乡程姓人。”

　　红梅说：“为了敲响警钟，杀一儆百，外乡人应该让他们游游街，让他们明白程岗大队的形势一片大好，如火如荼，谁都别想往程岗革命的脸上泼脏水、拉屎尿。”

　　任贤柱说：“现在我就去准备绳和高帽子。”

　　民兵营长说完就要转身领着民兵往程中街的大队部里走，我一把将他拦住了。

　　“在这儿我们就算开了一个支部会。”我说着朝边靠了靠，把一条腿蹬在碾盘上，他们也都朝我更近的围过来。

　　“让这些人游街，就得罪了这些人的亲戚，”我说，“这些人都是程家后裔，所有的程姓人都以为我们会拿他们开刀、批斗，可我们偏偏要欲擒故纵，放了他们，这样就取得了所有那些原来亲近老班子的程姓人的谅解和支持。这时候不要说我们烧了藏经楼上的书，就是果真砸了程寺，程姓人也不会像上次我们砸牌坊时那样阻拦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