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声音抬高了：“桂枝她爹，我问你看见啥儿啦？”

　　他依旧不抬头，依旧把头压在地上捣蒜说：“饶了我吧，看在我解放前给八路军送过信的份儿上……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说着说着他不再磕头了，而是跪在那儿一下一下朝自己脸上打起了耳光来。

　　我说：“饶了你这回，不管桂枝怎样反革命，不管你怎样反革命，一日夫妻百日恩，好歹你也算做过红生、红花的外爷，你就回家吧。”

　　他不再掴打自己了，怔怔地抬头望着我。

　　我说：“走吧，去把那头麦地的羊给我赶出去。”

　　他呆呆地给我磕了一个头，哆嗦着起身走掉了，朝远处麦地的绵羊那儿走过去。

　　他走了，我回头去看一直站在我身后的红梅时，她脸上的惊恐、蜡黄还如窗帘一样在挂着。

　　“他要说出去你我这辈子就完啦。”她说。

　　我想了一阵，望着顺着田埂走了老远的程天青的后背唤：“程天青，你要啥也没看见，你就活在这世上；你要看见啥儿了，你要说出一句啥儿了，你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怕革命就不会让你活在这个世上啦。”

　　我以为他不会听见我的话，可他听见了，淡下脚，转过身，老远老远地朝我和红梅深深一跪一磕头，又起身走去了。

　　初春的日光里，有几丝冬末的寒味，从那边山坡下、水渠里过来的风，凉凉地从我们身上掠过去。程天青走去了，但留下的余悸使我俩再也没有那事的兴味儿。我们坐在麦场边的石磙上，望着田野，望着被程天青赶着的羊，望着每一块田地上面向东方的口号牌、语录牌，我和红梅的手紧紧地捏在一块儿。她说：“爱军，得想个法儿，既不影响你我的前程，不影响你我的革命形象，又能使你我想到一块了就能到一块，想有那事儿就能如夫妻样随时随地去脱衣裳做事的法儿哩。”

　　我没有接着红梅的话说啥。我把目光从远处的田野上收回来，无意间瞟了一眼我和红梅刚刚钻过的那个麦秸垛的缝，这一瞟，一个惊人、伟大、雄奇的计划在我的头脑产生了。

　　云开日出霞光照，千年铁树开了花。我感到我的脑里先是有“当”的一响，接着就是一声轰隆的巨鸣，就在那一瞬之间，那个庞大的、不可思议的计划在我的头脑里有了轮廓、有了形物、有了开工的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