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枝死了。

　　桂枝稀里哗啦就死了。

　　在我往家里跑着时，“桂枝上吊啦”那句话冰凌条样冷冷地横在我的脑子里，及至跑到家里，那冰凌条就在我脑子里炸开了，使我浑身又冷又热，打摆子样站立不住了。她大概是在我到河滩上不久上吊的，是邻居来家里借水桶挑水时发现的，待唤人来把她从梁上慌慌卸下来，她人已经没有气儿了，体温像风吹云散一样不见了。那时候村人们把她抬到屋门口的迎风处，让她的头对着院落里，指望风能把她从死里吹回来，可那指望很快就灯熄光灭了。她的脸已经青起来。我拨开人群时看见她的双眼直愣愣地朝上翻，眼白上灰蒙蒙布下一层云。那时候我想她可能已经没救了，想不就是我没有答应去给你爹做寿，这有啥儿想不开？过不过生日有那么重要吗？能比你的命还重要吗？我弯下腰把手放在她的鼻子前，企图从那儿抓住让她生还的一根线，可她的鼻前寒寒凉凉，像我的手放在了一块冰儿上。我知道她已经没救了。我预感到一场鱼死网破的复杂局面已经摆在了我面前，摆在革命面前了。

　　我缓缓地从地上立起来。来给桂枝卸吊的左邻右舍都正用异样的目光望着我。女娃红花和孩娃红生立在桂枝的身边，他们似乎明白家里发生了啥儿事，又似乎不明白家里到底发生了啥儿事，半是惊恐、半是疯傻地看着我。过一会，他们默默到我身边求救似的每人拉着我的一只手。不消说，一个危险的时刻到来了，从村人的目光中我看见了那危险的不仅是我高爱军，还有程岗的革命和前程，方向和路线。

　　在河滩上集会的人也都跑来了，所有的目光都落在我脸上。屋里屋外静得能听到空气的流动和拉锯一样响。

　　我有些心慌，像无数条冰凉的虫儿在身上、心上蠕动着。

　　红梅走来了。她脸色黄白，过来把红生、红花拦在她怀里，像一个伟大的母亲样把孩娃们揽在她怀里。

　　（伟大的红梅，我死了都爱你！）当红梅把孩娃从我手里接过去时，我看见围在门口的人群外，靠屋里的桌子下，有样东西被人摔碎了。我从桂枝身边走过去，围在桂枝脚头的几个邻人给我让开了路。

　　所有的目光都随着我的脚步朝着屋里看，就都一下看见，那原来放在桌子里边的毛主席的石膏像被摔碎在了屋子里，贴在正墙上的毛主席像也被揭下来撕得粉碎，揉成了一团一团，扔到界墙边、桌子下，粮缸缝儿里和门后的角落里。还有摆在桌上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有两本在桌子上，有一本翻着书页，将掉未掉地悬在桌子角，还有一本米黄色的书皮被撕成一条一条扔在柜子下。我朝东边里屋走去，掀开门帘，看见桌里墙上的主席像也被撕掉了，又快步到西屋去，撩开门帘，看见原来摆在窗台上的几十个毛主席像章被弄得满地星辉，四处尘埃了。

　　（她一定是一边撕着、毁着这神圣的东西，一边骂着我：“高爱军，我让你去革命！高爱军，我让你去革命！”桂枝，你咋能这样呢？这是捅天的大罪哟……我想到那二百张传单，在程岗哪都发到了，就是没发到桂枝的手里去──灯下黑呀。）

　　我从西边屋里退将出来了。

　　扫了一遍那些望我的人，我对大家说：

　　“谁都别动，要保护现场。”

　　我在人群中用目光找到了程庆林，“你快去通知镇上的派出所，让他们带着照相机立马赶过来。”

　　程庆林有些莫名地望着我。

　　我吼：“还愣着干啥？”

　　程庆林说：“爱军哥……”

　　我狠狠地盯了他一眼。

　　红梅走过来，毅然地说：“我去吧。”

　　（伟大、可爱的红梅呀！）

　　程庆林没有再说啥，看看红梅，明白了啥儿，转身就往门外跑去了。

　　我望着人群中的任齐柱和田壮壮：

　　“你俩去站到大门口，任何闲人不要让进到院里来。”

　　他俩立马朝门外走过去（后来他们一个当了大队的民兵营长，一个副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