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病！”

　　我追着那车唤：

　　“夏红梅——夏红梅——”

　　一阵沉静之后，第二辆客车又来了，

　　我依旧横在路中央。

　　司机把车停下了：

　　“他妈的，不想活了是不是？”

　　我朝客车窗子扑过去：

　　“夏红梅有没有坐在这车上？”

　　司机把车开走了：

　　“啥儿他妈的夏红梅！”

　　我朝汽车追过去叫：

　　“你他妈的，夏红梅就是夏红梅！”

　　第三辆长途客车又在我面前急闸停下了：

　　“这不是车站你知道不知道？”

　　我趴在驾驶室的车门上：

　　“师傅，夏红梅在不在你这客车上？”

　　“夏红梅是谁？”

　　“她是我妹妹。”

　　“找你妹妹去你家里找。”

　　“她今儿从县城回来，我有急事要跟她说。”

　　司机把头扭回车里去：

　　“有没有叫夏红梅的？你哥在车下找哪。”

　　车上一片人头，没有说话声，师傅朝我摆摆手把客车开走了，留下的一股浓烟很快在岭路上化开不见了。

　　我在这岭上拦了八辆从县城开往九都市的长途车，直到山岭上有许多出工干活的农民们，直到日将正顶又有农民收工回家也没有见到红梅的影。再把她的来信看一遍，确认了二十六日那日子，便看见第九辆崭新的长途客车乘风破浪地开过来。我又拦汽车，和司机说了许多话，那司机连骂我几声“神经病”，问我是不是患了魔症。我说你这是对我最为严重的攻击和谩骂，早晚有一天你会自食其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问你说啥？我说你攻击谩骂我就是攻击谩骂一位革命者，谩骂革命者就是谩骂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说，我说你有病你就是有病了。你还以为你是正常人？然后他就开着他崭新的客车又乘风破浪了。

　　可是，就要那车走了之后，在那车后的烟尘里，红梅突然出现了。她是乘一辆运煤的便车回来的，看见我在路上和司机争吵时，她让那煤车停下来，就提着一个褪色的军用挎包朝我跑过来。

　　“爱军，你咋在这儿？”

　　我痴痴地望着她：

　　“我来接你，从早上头班车等到现在。”

　　她在我面前立住了，脸上的感动雾样弥漫着，眼里有一种灼灼烫人的光，待那光在我脸上烧了一阵后，她突然扑上来，双手勒住我的脖子，脸距我的脸只半寸远。她在等待着爱情对她袭击和狂暴。她呼出的热气腥奶奶地漫在我脸上。她的嘴角每每在这个时候就微微向上翘，哆嗦得叮哩当当响。我清晰地看见她眼里炽热的光芒，灿灿烂烂，如火一样烧得人骨酥腿软，使人觉得不扑到对方怀里就会倒在地上去。我想把她抱起来。我无耻、放肆、愉快地想立马把她身上的衣裳全扒下来，我想立刻就冲击到她的身里去。可有一辆汽车开来了，那司机到我们身边将车慢下来，探着头儿大声问：

　　“光天化日的，你们是不是一对腐化分子呀？”

　　我如当头挨了一棒，浑身冷一下，硬挺的激情立马垮下了。

　　红梅依然吊住我的脖子，对那司机说：

　　“我们是夫妻，刚结婚我就徒步拉练去了北京天安门，中央首长还接见了我，今儿回来他来接我哪。”

　　那司机听了红梅的话，“噢”了一下，就加着油门去了。

　　车走了，红梅立马把双手松开来，她的鼻尖上密密麻麻出了一层汗珠儿。我俩知道我们有些忘乎所以了，忘记了革命年代的革命形势了。又有两个收工的农民从远处沿着公路走过来。我俩啥儿也不说，立马分开来，朝正北走过去，我在前，她在后，相距几步远，和彼此素不相识一个样。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回忆我们装出素不相识的模样儿，其实正给那些明眼人提供了识破秘密的好证据。可是那时候，天气由早暖转至了临午的热，公路上槐树的阴凉，正铺在路的边上，我们在阴凉里急切默默地走着，被一种难耐的焦渴灼烧着。路的那边，不时地有人朝我们怀疑地打量，直到走过很远，还回头看我们。与此同时，也还不断有汽车，从我们身边开过去。我们就那么急默默走了一段，发现在路边半坡地里有一片野荆，荆刺棵里有一条小路。没有犹豫，没有思索，我朝那条小路上拐过去，她也就朝那条小路跟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