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梅就有些尴尬地立在路边上，脸上挂了一层粉红和僵黄，说：“你是老支书家的女婿吧？听说你是党员哩，一个很有觉悟的人。”

　　我说：“觉悟谈不上，可我要不革命，我能对得起组织吗？”

　　爱菊说：“兄弟，参加你的组织给不给记工分？”

　　我说：“革命咋能计较得失呢？你这问话换个地方早该批斗了。”

　　有一个年长的社员说，没工分我们饿死呀。然后又有一个人接了一句啥话儿，她们就哈哈笑着去追前边的社员了。

　　街道上只剩下我和红梅俩。我以为她会和那些人一道走去的，从前边胡同拐着回家的，可她立着没有动，脸上的粉红、僵黄立马厚起来，额头上有了细细一层汗粒儿，且嘴角也叮当叮当地跳响着。我朝前后看了看，满街都是空旷和静寂，一条街上只有我和她。日光明亮无比，四月的温暖中有了初夏

　　我把手上的汗在裤口袋里擦擦说：“红梅，我们一块革命吧。”

　　她盯着我看一会，有些哆嗦的问：

　　“这些天……你没有在寺庙那儿等我吧？”

　　我平平静静答：

　　“是你说咱俩从前谁也没有见过谁。”

　　她说：“我可没想到你能这样提得起，放得下。”然后她失落地把头扭到一边去，待再扭回来时，村里的广播没有声息了。她脸上也变得平淡了，像猛然想起的事情把失落盖住了。

　　“你真的要成立革命组织吗？”

　　“名都想好了，叫‘红旗飘飘战斗队’。”

　　“你自个小心点，别叫支书领着人把银针扎到你的头上和手上。”

　　我笑了。

　　“我首先就要把他拉下马。不把他拉下程岗镇永远就别想闹革命。”

　　这当儿，从胡同里传来了脚步声。红梅的脸色又往深处白一下，转身就走了。我追上去叫了一声红梅，说让我看看你的手。她有些莫名其妙地把手伸出来，我极快地摸了一遍她光滑的手指甲，说人来了，你走吧，三天后我就在程岗大队革命成功了。

　　她走了，手里的铝饭盒一摇一摆的。

　　从那胡同走出来的竟是夹着书本到学校去教书的她的男人程庆东，几年不见，他眼睛上架了一副黑眼镜，文质彬彬，天然一副要被革命浪潮席卷的模样儿。